——兼与巩志先生商榷

《中国茶叶》2010年第2期上载有巩志先生的《大红袍发展轨迹》一文，《农业考古》2010年第2期上亦载有该文的拉长版《大红袍60年——大红袍发展轨迹》。该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考述“大红袍脱胎于武夷茶”，第二部分则编年式地描述“建国后大红袍发展轨迹”。第一部分的内容，因为年湮代远，可考索者寡，姑不论；作为武夷山大红袍茶树品种发展的见证人，本人自1963年从福安农校茶叶专业大专班毕业分配到崇安（武夷山）从事茶业工作已近50年，对巩志先生该论文第二部分内容的若干问题不能苟同。

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是在收到杂志浏览目录后。前不久，一位茶友向我提起，若要找武夷岩茶参考资料，有几篇文章可供参考，其中就有《大红袍发展轨迹》一文。作为当事人，本人如果再沉默不语，那就等于默认该文章的说法，就是对历史事实的不负责任。

武夷山茶业历史几十年的本来面目并非如巩志先生所言，尤其是武夷山大红袍的发展历史不能因为似乎要回避什么似的才这样书写。

笔者现仅就御茶园名丛观察园（标本园）五株大红袍茶苗的栽种时间；大红袍小包装茶（含首款，第二款）如何首推市场；大红袍茶树（树苗）如何开始“引种”繁育发展的真实情况作一介绍，兼与巩志先生商榷。

一、关于御茶园名丛观察（标本）园五株大红袍茶苗的问题

巩志先生的《大红袍发展轨迹》一文的第二部分援引罗盛才的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红袍群体在岩山茶园，有较大面积栽培，逐年扩大。国内一些茶叶科研、教学单位源源引种。”（罗盛才《武夷岩茶名丛录》）。接着又引用王其贤的似乎缺少科学精神的《趣谈武夷茶》一文的说法，以此诠释武夷山大红袍的历史轨迹：“1981年，武夷山茶叶试验场改为武夷山茶叶研究所，在御茶园旧址垦建名丛观察园，茶叶局生产科王其贤，用规格石分亩筑砌，一亩一坪共五坪,每坪以五大名丛为主，分种多个品种，于是开展五大名丛的试验，育苗多株向全市推广。”[1]

巩志先生也言之凿凿地认为：“1993年11月从福建省茶科所引回株正本大红袍茶苗，种植在武夷山市茶科所御茶园的观察园,次年开始繁育苗木，并且开始向茶叶生产单位批发。”[2]

真实的情况是：御茶园名丛观察（标本）园于1981年在御茶园旧址垦建，每坪一亩，一共五坪，共计五亩。当时，整个地势似目鱼骨形状，种有地瓜及几十丛菜茶，后经扩大整理成五坪，用规格石砌成人字型梯壁，有人戏称像“大寨田”。园中名丛、单丛茶苗绝大部分种植于1982年，每坪种36个名丛、单丛（含3个肉桂对照样）每种10株。其中北斗种于1984年2月19日。五株大红袍是1985年11月17日才种上的，根本不是巩先生所说的1993年。稍有些专业知识的人都知道，新种的五株大红袍茶苗哪有可能在80年代就有较大面积栽培。

二、关于武夷山“引种”发展大红袍的问题

关于武夷山“引种”发展大红袍的问题，巩志先生说：“1993年11月从福建省茶科所引回五株正本大红袍茶苗，种植在武夷山市茶科所御茶园的观察园，次年开始繁育苗木，并且开始向茶叶生产单位批发。”[3]

真实的情况是：1985年,福建省茶叶科学研究所50周年所庆，趁参加省茶叶研究所所庆之际，我私下向自己的大学同学、省茶科所培育室主任黄修岩提出，希望从省茶科所带几株大红袍茶苗回武夷山种植。黄修岩同学说:“你已不在市茶叶研究所工作了,管理方便吗?”我说:“为了武夷山茶叶的大局,我会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来办好的。”黄修岩同学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约好了第二天返回武夷山的时间后，黄修岩真的带来了五株正本大红袍茶苗,包装得很隐蔽,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它种好!

本人有幸被邀请参加省茶科所所庆，心里惦记着武夷山御茶园里仍缺大红袍这一关键名丛的事情。由于本人当时不在茶叶研究所工作，所以本人秘密引种“大红袍”纯属个人行为。为了保密，为了大红袍的“安全”，我将这五株大红袍茶苗秘密委托李秀华同志寄植在御茶园里。所以到了1992年以后，才有些人知道武夷山有了新植的大红袍，知道1994年茶叶研究所大红袍面积还没超过二分地这件事情。

巩先生认为武夷山茶科所是“1993年从省所引回五株大红袍种植在武夷山市茶科所御茶园的观察园，次年开始繁育苗木，并且开始向茶叶生产单位批发”。试问，如果当时没有“引种”五株大红袍茶苗回武夷山种植，如果武夷山大红袍还是九龙窠那几棵，那怎么会有今朝大红袍红天下的情形呢？又哪来的大红袍茶文化……

三、关于首推大红袍小包装茶上市问题

巩志先生说：“2003年前后, 福建省茶科所和武夷山市茶科所选育的新大红袍在茶叶市场露面，受到茶叶爱好者的喜爱，大红袍茶园面积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4]

而真实的情况是：1985年首推大红袍上市的时间，也绝不是巩先生所说的2003年。

首推大红袍上市的全过程是：1985年，武夷山茶科所准备生产大红袍小包装茶并推向市场。我们对包装盒规格大小、版面构思、如何请名家（福建师大杨启舆）设计、如何确定大红袍品质及价位、如何向外解释大红袍情况、估计推出后会遇到什么问题等等，都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正当这些工作进行过大半时，担任茶科所所长的本人突然被通知调往星村镇任副镇长；不久，恰遇福建省乌龙茶学术研讨会在崇安县召开，本人的情况虽得到与会茶叶界前辈的同情和惋惜，但也无可奈何。可是，在推出大红袍茶品上市这件事情上，却能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和肯定。尽管心情极为矛盾，但我最终没有半途而废，坚持在去星村镇上班前力促茶科所推出了武夷山第一盒（款）大红袍商品茶。

25个年头过去了，这第一盒大红袍，为武夷岩茶，为武夷山茶叶生产者和经销商，为武夷山大红袍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有人说是影响武夷岩茶发展历史的事件之一。只要不抱偏见，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一事实。

武夷山第一款（盒）大红袍商品茶问世五年之后的1990年，当时本人虽仍在星村镇任职，内心却始终牵挂着大红袍，于是我又特地跑到安徽合肥，向安徽农业大学陈椽教授请安、请教。陈椽教授非常了解我的情况，他老人家1986年曾专程赶到崇安找当时的县领导反映我的工作问题，无果而返。虽然此时我仍未回到茶叶部门工作，陈椽教授却欣然接受了我个人的请求，题写了“大红袍”三个字，署名八三茶人陈椽题。1991年，本人又回到武夷山茶叶部门工作。随后，在改进大红袍小包装时，本人又无条件地无偿地将陈椽教授的题字用在小包装上，现已定型成为独有的标识，但它绝非如巩先生所说的2003年的事情。

听闻巩志先生已年届八十。走上工作岗位后，一直为文职公务员。1982年退休后，相继著出版《中国贡茶》、《中国乌龙茶》、《中国红茶》等著作，据说还要出版《中国白茶》、《中国绿茶》等书，以期组成中国茶类专著系列。其老骥伏枥的拼搏精神，的确令人感佩。但学术研究来不得半点马虎，从事茶文化的研究尤其要注意科学性原则，道听途说抑或未加查证的事实，最好还是慎重使用的好。

历史有可能会被忘记，但历史的真实不容遮蔽，公道自在人心。

参考文献：

[1] 巩志.大红袍发展轨迹[J].杭州：中国茶叶，2010（2）：30

[2] 巩志.大红袍发展轨迹[J].杭州：中国茶叶，2010（2）：30

[3] 巩志.大红袍发展轨迹[J].杭州：中国茶叶，2010（2）：30

[4] 巩志.大红袍发展轨迹[J].杭州：中国茶叶，2010（2）：30